翻译大家王宏印谈学术经历

王宏印，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教授，英语语言文学学位点翻译方向博士生导师，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博士后流动站站长，翻译学专业学科带头人。兼任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副会长，教育部英语教学指导分委员会委员，MTI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

王宏印教授以跨文化研究与比较研究（哲学、语言学、文学）为基础，从事翻译教学与研究兼及人文社科类比较研究和文学创作。他负责完成了《中国翻译大辞典》中国古代与现当代部分的词条编撰工作，兼及《中国学术前沿（文学卷）》的英文翻译与审校工作。已在国内外语类核心期刊以及国际译联核心刊物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译著及教材46部。

学者、导师、作家三位一体，王宏印教授是乐此不疲的学界研究者、学而不厌的书山求真者、诲人不倦的学海引航者、深藏若虚的文坛务实者。

从科研到教学，从硕导到博导，他研究出色，探索为本

《求学・考研》：王教授，您好！首先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受我们的采访。看了网上您的简历，有一个问题我们很好奇：西安外院毕业，您为什么先去当翻译、导游，而没有直接当高校教师？您又为什么舍得抛弃电管局的金饭碗而去端高校的铁饭碗？

王宏印：我上大学的时候可能还受当时社会思潮的一些影响，不是每个人都一定想要去当老师的。1976年毕业分配工作的时候，我被分到西北电管局中心实验研究所从事科技翻译，当时也不知道科技翻译是怎样一种做法，只知道服从分配就是了。记得那时我负责编辑一本杂志《西北电力技术》，我一个人就翻译了四五篇论文刊登在这本期刊上。科技原理、术语、图表等要求很严格，由于对科技不太懂，为了搞好笔译，我不得不钻研《科学技术史》以及电力、机械、电子等相关知识。该刊的主编懂得5种语言，这让我非常钦佩，后来我搞科研就不局限于哪一种语言、哪一国文化。在此期间，我也给本单位工程师培训职称英语，两期培训班的学员全部顺利过关，为此局里还给了我奖励。

大学毕业工作5年后，研究生招生制度恢复，我自己想考研。起先想考外国文学，后来想考教育学。陕西师大研究生处的一位处长对我说：“你的英语这么好，调我们这里教书怎么样？”我说：“也行啊，其实教外语，我也挺喜欢的。”于是我又在陕西师大工作了十几年，先教公共外语，后来从事专业外语教学的课程，从理科英语转到文科英语，最后申请到英语专业的硕士点。到第一届研究生毕业时，也就是2000年，我离开陕西师大，调到天津的南开大学。

现在回想起来，研究所的工作对我有了一个很好的科研训练，绝不仅仅是论文的摘要、格式、标题、参考书目等的规范性，更重要的是，工程技术人员的朴实作风以及奉献精神、科研方法对我影响很大。在陕西师大有一次到一位同事家里做客，同事问其十几岁的儿子：“猜一猜，王叔叔是干什么的？”小孩回答：“他好像是搞什么研究的。”当时我给人一种印象，喜欢对某些事情进行探讨，这对我在大学里搞科研非常有帮助。我到学校从事教学，业余时间全用在科研上，编写教材和词典，从来没有停息。我没有考虑过当老师是否社会地位低、搞科研是否劳动力贬值这些问题，分配也好，调动也罢，只要是国家需要，我就会努力干好，工作从来不挑。

《求学・考研》：您是否赞同本科探究“是什么”（弱冠之年）、读研探究“为什么”（而立之年）、博士探究“该怎么”（不惑之年）这种说法？尽管身兼数职，您仍然没有离开过所热爱的英语教学工作，您在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博士后四个阶段的教学方法有何不同？

王宏印：这么说不太到位。本科只是一个领域或专业的基本知识的掌握，还谈不上研究。硕士也当不了“而立”，只是研究的基本训练而已，充其量是在某一个领域掌握最基本的研究方法。一般的硕士论文也没有发表的价值，好的博士论文才有发表的意义，所以，真正的研究是从博士开始的。我个人不太同意本科毕业就写论文，学士谈不上研究，只是专业的基本知识，答辩搞得太仓促，往往流于形式。但是，如果硕士答辩走形式那就不行了。硕士研究生是带有研讨意义的学习，有许多要学的东西。我带研究生比较开放，每门课程的考试都是写论文。我指出一个大致范围，让研究生自己找资料，不能直接用教材上的内容。选题是否可行，征求我的意见，符合统一的要求就是了。然后整个寒暑假用心去写，开学交论文作业，如果假期改动题目，可以打电话向我请示，只要改得有道理，我就予以鼓励。

从本科到博士后，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求学目标和任务。教学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可以从一个最低点开始，从无到有。我可以教小孩子发音识字，也可以根据教材、紧贴大纲给中学生编一本英汉简明图解词典，还参编过一本英译基本动词用法词典，给大学生用。本科生专业刚入门，教学目的是夯实语言基础，培养专业兴趣。研究生阶段，英语语言文学开始分支，主要是翻译、语言学和英美文学三大方向。无论给哪个层面的学生上课，我都按照教学大纲、能力梯度和知识台阶自编教材，前后上过的课有十几门，全是自己的书，不用任何现成的教科书。教学要因材施教，点拨要因势利导，落实到学生的可接受性，偏深了没用。例如，对本科生不需要讲前沿高深的东西，玄而不妙。博士生上课则是讲座式的，引出一个话题，大家各抒己见，互相切磋。对于博士后更是“无为而治”，导师和博士后的关系称为“合作导师”，要做跨学科的高深研究。学术虽是严谨的，但是到了至高处却是最自由的。

从西学到国学，从哲学到文学，他由博返约，博大精深

《求学・考研》：我们了解到您的学术旅游之旅从古希腊的哲学到今天翻译科学的前沿，从陕西黄土地出发足迹踏遍祖国各地，文理皆通，中西兼容。您觉得穿越时空、跨越学科的学术旅行对您的科研有何益处呢？

王宏印：1988年，我本来是作为访问学者到美国去的，不是为了单纯学英语，新墨西哥大学比较好的30多门文科课程我几乎全修了。我签证上写的是英语语言学，因为我在1983～1984年英国文化委员会在上海交通大学举办的高校英语教师研讨班学习过应用语言学，获得了33个学分，可以转6个学分到美国学校的研究生课程里。于是，我很快找到了一个和语言学有关系的应用学科，就是跨文化交际学。在跨文化交际学系呆了一段时间，我觉得这门课还是有点浅，于是又学习跨文化心理学，这门课的理论要求比较高，研究方法也比较讲究。我所在的人文学院哲学系有位教授退休了，我被安排在他的办公室，业余时间在其办公室读了他收藏的全部图书，还参加了哲学系每周一次的例会，选修了苏格拉底研究这门课程。此外，我还利用业余时间比较系统地阅读了从古希腊到当代的西方经典名著，涉及文史哲和自然科学的一部分，也比较熟悉当下的西方社会和学术思潮，以及文科一些基本学科的原理。

留学取经回国的最初几年，我出版了《跨文化心理学导论》和《跨文化传通――如何与外国人交往》两本书，在陕西师大给硕士生上西方心理学，在南开大学国家汉办跨文化基地给培训班上跨文化交际学。我比较注意基础知识的积累和向新兴学科扩展，即使是现在，我还会每隔一段时间把外国哲学史和文学名著进行回读。我从英语文学出发，知识面逐渐扩展：我读了古希腊以来的文史哲各国经典名作，打好了西学的底子；在陕西师大时，我参加了中西文化交流研究所、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哲学研究所和人文研究所举办的各种会议和学术活动，扩充了学术视野，我也逐渐从西学转向国学，进行中国文化的典籍翻译研究。后来我又从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转到文学，绕了一大圈，最后落脚到文学，又转向翻译学。

书中遨游，实地旅游，学术只有在交流中才能碰撞出智慧的火花。我虽然涉足多种领域的研究，学科特点各异，研究方法自然不同，但是它们之间的关系是艺术上相通相融，思维上互不干扰，效果上异曲同工。

《求学・考研》：外界评价您的翻译理论研究不是平面的，而是立体的，其论述能让读者欣赏到一个色彩纷呈的翻译世界。您的译论可谓中西合璧，旨在构建中国自己的健全系统的译论。您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成功的奥秘是什么呢？

王宏印：我的翻译理论研究开始很早，体现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出版的《英汉翻译综合教程》的理论部分，当时主要以现代西方语言学为理论基础，融合其他领域的方法，例如心理学。现在这个理论体系还在用于教学。学科是丰富的，翻译理论只是其中的一个领域，我所取得的一点成绩也得益于广泛的爱好，如文学阅读、美术鉴赏、书法练习、音乐鉴赏和多元的知识，包括哲学、文学、语言学、心理学、教育学、翻译学，还有独特的治学途径，特别是将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的方法结合起来。

我早年从事科技笔译，兼做导游与学术口译，同时在文学、美学、心理学等领域也有些追求。搞学术研究不能闭门造车，要学蜜蜂采百花酿甜蜜，但也要深入钻研，不能浅尝辄止。“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要善于借助相邻学科的知识和方法进行创造，而不是说只懂西方理论就找到了真理。有了“他山之石”还要攻自己之“玉”，一样要有自己独特的研究领域和研究课题。浮在面上，深入不下去，这是做学问的大忌。

从考研到读研，从毕业到就业，他关怀学生，情真意切

《求学・考研》：在考研面试时，您最欣赏什么样的硕士或博士研究生？

王宏印：知识丰富、思路开阔、锐意创新、文笔优美、后劲十足集于一身。优美的文笔短时间练来不及，是否有潜力取决于基础好不好，当然，创造性是要天赋的。最重要的是要能吃苦，有废寝忘食也不耽误进程的精神。考我的博士要做好很可能一次考不上的准备，没有长远打算和持之以恒的耐心，是不会有大作为的。我喜欢正直诚实、真心求学、功底扎实、刻苦钻研、百折不挠的弟子，不喜欢人云亦云、浮在上面扎不下去的学生。

《求学・考研》：您在美国新墨西哥大学荣获硕士学位，短短的两年内，您像一块海绵，如饥似渴地吮吸着世界文学的精华。您觉得与美国相比，我国的硕士培养机制还有哪些差距？

王宏印：美国导师与学生谈话一般很短，他让学生自己确定求学方向：想学什么？基础如何？然后列出所修课程。课程分档次，有梯度，按顺序进行系统编号。美国的硕士生上课不是根据一本教材，而是一个读书单，课下读完书目，课堂讨论，并不像国内不少导师替学生选题。在美国取得学位有两种方式：一种与国内相似，写毕业论文，答辩成功才行。不过写论文时，导师非常尊重学生的思路，如果学生征求意见过多，导师会说：“究竟是你在写论文还是我在写论文？”另外一种是不做论文也可以拿硕士学位，只是要多修几门课，这无非意味着情愿延期和多付学费。然而，这恐怕也是国内怵头写论文的硕士候选人求之不得的。

我觉得国内的研究生教育在课程上不规范，先上什么，后上什么，心中无数，教学无秩序。而国外的课程会按照难度和要求设置级别和号码，按部就班进行选课，这样就比较科学，体现教学规律。此外，我们许多学校提出不切实际的要求，有的学校要求硕士生毕业要发表两篇核心期刊的文章，否则不让答辩。这是不合理的。对于硕士，这一要求太高。但有的人认为，博士答辩也不需要发表论文，这一要求又太低了。没有一定的学术规范，怎么能行呢？还有学术不端的问题，近年来越来越严重，影响了大学形象，这是一个大问题。

《求学・考研》：现在毕业生找工作，有一种说法，叫“学历不如能力，能力不如魅力，魅力不如关系”，对此您怎么看？还有，研究生毕业找不到好工作，硕士毕业后是先生存后发展，还是一步到位当博士？您的建议如何？

王宏印：我觉得每一个时代的情况不同，不能一概而论。我们过去都是鼓励一味求学，上金字塔，毕业包分配，国家什么都管，那是计划经济的产物，现在不一定适用了。我觉得对于考研生，要打好知识基础，发挥自己的特长，积极报考，不可耽误时机，贻误青春。一旦考中，就要热爱自己的专业，争取学好，以之为社会服务，毕竟这是自己的谋生手段，不要轻易放弃。如果要考博，就要做好思想准备，在打好基础的同时，注意学科前沿，还要和老师沟通，不要自己闷头去搞，得不到指导。因为考博和考研是不同的，没有几年的专业准备和思想准备，可能不得要领，而缺乏一定的学术交往，也会事倍功半。

至于找工作，我觉得不仅需要专业好、学校好，还要有良好的个人素质和交往能力、表达能力，包括调查市场和决策的能力，招聘应考的能力，面谈和填写简历的能力等。现在的学生大多是独生子女，父母过分溺爱，导致大部分学生不能独立谋生。如今社会开放，各种机会和问题都有，学生一定要有自己的主见。但也不能过分自我，一点听不进家长和师长的意见。重要的事就要商量，交换意见，集体决策，这样往往比较可靠。当然，家长和师长也要注意听取学生的意见，不要太多坚持老一辈的观点。

在有条件的时候，我觉得学生可以一步到位，考上博士，这样到了工作单位，就可以顺利工作，不必再为学历犯愁了。但若一年不能考取，我建议还是可以先找工作，一面工作，一面再考。持之以恒，坚持不懈，总是能成功的。

从读者到学者，从学子到名师，他高尚做事，低调做人

《求学・考研》：王教授，您在青年时代，中国外语界您最崇拜哪位名人？英语专业的学生们用十二个字为您画像：“学问深、文采美、品德高、人缘好！”说您很有当年王佐良先生的风采，对此您怎么看？

王宏印：学生的评价有些过誉了。学界代有才人出，为做名人苦读书。年轻的时候，我也有名人崇拜，进入外语教学领域，精英人物太多了。上学时，张道真的语法、许国璋的教材，简直令我眼花缭乱，我感觉什么都想做，什么也做不好。李赋宁、王佐良是外语界最有名的大师级人物，我写作时常引用他们的翻译与研究著作。李赋宁是外国比较文学奠基人吴宓先生的弟子，通晓英语语言文学，是著名教育家，执教数十年，蜚声学术界。有一次他到陕西师大做报告，我登门拜访过这位学界前辈，他是对我有直接影响的文化名人之一。王佐良先生博古通今，学贯中西，多才多艺，他曾翻译过《文心雕龙》的几个段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前辈们的学术风范和人格品德永远为世人所敬仰，他们都是我学习的榜样。

《求学・考研》：听您的同事们说，您曾经多次拒绝担任正职职务，在学会里甘当第二把小提琴，从不与人争功。另外，为什么您在外地讲学比较讲究外表，而生活中却很随意呢？

王宏印：高深做学问，低调做学人。如果一个人真心搞学术，那就要潜心追求真知，不屑于虚荣和个人利益。学术活动和教学工作中，重在合作愉快，出好成果，只要能齐心合力将事情做好，谁正谁副，又有什么关系呢？翻译研究中心是一个名称，一间办公室，大家聚在一起研究，共同探讨问题，会有许多收获，而且也很愉快，这就足够了。诸如外出开会讲学，不过是一些演讲机会，能把自己的知识和研讨的心得与人分享，是一件开心的事，也可以赢得批评，发现问题，不断进步。当然，在一些正式场合，我比较注意形象，是为了尊重观众，使得气氛和谐，能够出色做事。而日常生活中着装随意，本色做人，也是一种风格。

【采访后记】

采访结束了，我果然不虚此行，真正体会到了“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内涵。诚如英语硕士生导师马红军在《从文学翻译到翻译文学》后记所言：“与王宏印老师的讨论永远是一种学术享受，他对翻译理论的娴熟和对许多论题切中要害的见解使我受益良多。” 王教授学识渊博，思维缜密，集教育家、翻译理论家、文学家于一身而各有成就。然而，从与其交往的切身感受中，更加令我难忘的是王教授那种陕西人特有的纯朴和他待人处世那份难能可贵的真诚。我觉得，他是当今外语界的名家，是我们求学人心中的偶像。